“父母育兒假”的話題最近沖上熱搜。據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提出“探索實施父母育兒假”，這被外界視為一個積極的信號。父母育兒假該怎樣實施、如何避免“紙上福利”等也成為公眾關注的話題。

一個積極的信號

“如何為育齡父母提供更完善的家庭友好支持政策，是全社會當前的核心關切。實行父母育兒假是回應社會關切、為夫妻提供一定寬松的育兒環境的政策探索。”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陸杰華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育兒是比較漫長的過程，父母育兒假的意義在于體現出政策制定者對女性生育的關懷，是一種積極的信號。

據了解，2019年5月，國務院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鼓勵探索試行育兒假。中國商報記者了解到，目前育兒假在我國還未全面實行，但已有地方對此進行積極探索。在父母同休育兒假方面，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福建省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明確，在落實已有產休假的基礎上，鼓勵用人單位在職工子女三周歲以下期間，每年給予夫妻雙方各十天育兒假。同年9月，湖北省咸寧市也提出在有條件的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嬰幼兒父母均可申請育兒假，育兒假時間最長可至嬰幼兒年滿一歲。

有人歡喜有人憂

喪偶式育兒、隱形爸爸等網絡熱詞走紅的背后是部分女性獨自擔負育兒責任的無奈。對于她們而言，正處探索階段的父母育兒假是長久以來的期待。

一位二胎媽媽告訴中國商報記者，丈夫將本該由雙方共同承擔的育兒責任看作她的個人分內事，下班后也少與孩子互動。“希望丈夫參與育兒，讓他理解我的辛苦，養成陪伴孩子的意識，讓孩子健康成長”。

“育兒壓力無人分擔，全職帶娃難以重返職場。”“女性在求職時易受差別對待，生育有礙職場晉升。”……由生育帶來的職場壓力，也使適齡女性格外希望父母育兒假的落地。“如果男性與女性一樣需要休育兒假，可能會緩解女性的職場壓力。”有網友如此表示。

不過，在獲適齡青年點贊的同時，父母同休育兒假也讓用人單位感到壓力。北京市某事業單位財務處處長張嵐(化名)對中國商報記者坦言，如果員工請假與按時完成工作任務沖突，單位會承擔很大的風險和損失，因此自己會多考慮一下。面對員工的請假申請，不批準休假的情況也較為常見。

“對于法定帶薪休假，我們能夠落實，但也經常因此出現有工作任務沒人做的情況。如果家中有嬰幼兒的員工都要休育兒假，必然會影響企業的正常運轉。”哈爾濱市某企業董事長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

哈爾濱市一家經營風電相關設備的民企負責人同樣告訴中國商報記者，目前自己也需要在周末加班，才能維持企業正常運行。“考慮到用工成本，除年假、產假等必要的假期外，其他的休假確實在我能力范圍之外”。

如何有效落實

“父母育兒假的實施目前處于兩難境地，在為育齡夫妻提供政策支持的同時，勢必增加用人單位的用工成本。可能導致其不愿聘用育齡期男女，或更傾向于只招收男性，從而引發更多就業歧視。因此，在實施方面，還是要通過規定假期長短、完善配套設施才能真正發揮效用。”陸杰華建議，通過減免企業稅收等方式，讓政策為企業帶來利好，使企業愿意雇傭育齡父母，并引導模范企業執行政策。

在保證父母育兒假落地、給予適齡家庭更寬松的生育環境之余，育兒使家庭產生的許多直接經濟費用和間接機會成本，也同樣不可忽視。為緩解育兒壓力，還需多渠道發力。

中國商報記者注意到，在此次全國兩會期間，有代表委員對此建言獻策。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首義律師事務所主任謝文敏建議，將生育成本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對為生育女職工提供特殊保護的企業給予一定補貼和優惠政策，加強對就業性別歧視問題的監管，加快建設普惠性托育機構。在稅收政策上，將三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支出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

“為生育父母提供更有利支持，僅靠育兒假是不夠的，還需完善家庭友好政策。建議在家庭計稅時按照人口計稅，對人口多的家庭適當減免稅收。此外，在教育、購房等育兒的各個環節提供優惠。”陸杰華說道。

“建議提高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比例，優先保障嬰幼兒營養、健康和早期教育。探索推行免費產檢及分娩。加快建設更多育兒機構，三至五歲幼童免費入園入托，同時鼓勵退休老人參與幼托。”人口學專家、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賢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還應為適齡青年提供更優惠的房貸和租房政策，城市住房設計也應“宜生”，有利于主流家庭養育孩子并照顧老人。(王彤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