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內，從助力疫情后企業恢復生產經營和保護市場主體的基本宗旨出發，對待退市公司數量，不應為了退市而退市。從長遠考慮，優先落實好集體訴訟制度，在此基礎上不斷健全完善退市制度，可能是目前更明智的辦法。

短期內，從助力疫情后企業恢復生產經營和保護市場主體的基本宗旨出發，對待退市公司數量，不應為了退市而退市。從長遠考慮，優先落實好集體訴訟制度，在此基礎上不斷健全完善退市制度，可能是目前更明智的辦法。

12月22日，中國證監會表示，2021年要重點抓好“深化資本市場改革開放，持續加強基礎制度建設”等6方面工作，其中，健全退市機制尤為顯眼。這是在12月14日滬深證券交易所啟動新一輪退市制度改革以及ST概念股板塊出現大幅回調之后，監管部門再度明確表態健全退市機制，引發市場關注。

按理說，在全面注冊制推行在即的背景下，曾受到市場質疑的退市制度迎來“大修”是一件好事，可有觀點認為，這項被媒體稱為“史上最嚴”的退市制度還不夠嚴，尤其是財務造假退市的標準“太低、太松”。根據現行退市制度，上市公司虧損數年就可能退市。而按照退市新規，若當年的營業收入超過1億元，看似就能不退市了。

較之舊規則，新退市制度的確在退市標準、退市流程、優化風險警示指標等方面做出較大調整，部分交易類指標、市值類指標明顯比舊規則更嚴。比如，按照現行規則將被暫停上市的公司不暫停，而可能直接退市，是為了落實新《證券法》精神以及科創板、創業板改革思路，取消暫停上市和恢復上市環節，“差公司”的退市路徑將大幅縮短。

12月14日至12月22日，剔除15家暫停上市公司，滬深兩市200余家風險警示公司中，有140多家出現下跌。其中，*ST公司123家，下跌87家。這說明，退市新規并非要放松標準、縱容造假，而是更加嚴格地執行制度，讓更多績差公司退市，對市場具有明顯的震懾作用。

與國際成熟市場相比，僅有30年發展史的我國資本市場具有一定特殊性。從個人投資者占比高、國企上市公司較多的實際情況出發，退市比例不應簡單比照國際規則。過去10年間，A股每年退市企業不超過20家，2020年非重組的退市企業為18家，總體退市比例較低。但退市比例是在過去新股發行審核制、核準制環境得出的數據，審核機構實際上對企業質量進行全面把關，存量企業的退市率與其他市場注冊制環境下的退市率沒有可比性。預計未來隨著注冊制的推廣和金融發展水平提高，A股退市比例也可能向成熟資本市場靠攏，但這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

站在投資者保護和資本市場長遠發展大局看，相對于證券集體訴訟而言，勒令涉嫌財務造假公司強制退市是一種比較極端的方式。在這一類的退市過程中，無論是投資者、上市公司、大股東，還是地方政府部門和企業員工，幾乎沒有一個涉事方受益，實際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手段。

按照結果倒推，若短期內退市企業激增，投資者利益受損的情況可能更多，涉及證券投資賠償的糾紛可能更大，來自地方政府和職工等各方的壓力更大。因此，以退市成功與否、退市數量多少來衡量投資者保護工作的成績，目前看不合時宜，也不科學。即便是在注冊制改革下，短期內，從助力疫情后企業恢復生產經營和保護市場主體的基本宗旨出發，也不應盲目追求退市公司數量，為了退市而退市。

從長遠考慮，我國資本市場暫時難以改變以散戶為主的投資者結構。優先落實好集體訴訟制度，在此基礎上不斷健全完善退市制度，可能是目前更明智的辦法。這是因為，一方面，直接采用大規模企業退市的方式，一般帶有較大流動性風險，多數投資者根本無力承受相關風險和損失，而采用證券集體訴訟賠償的方式并不激進，對投資者、地方政府、職工等各方而言都相對穩妥。另一方面，根據新《證券法》相關規定，證券集體訴訟制度不僅適用于證券虛假陳述民事訴訟，而且可適用于內幕交易、操縱證券市場等各類證券侵權訴訟。在上市公司尚未退市、流動性相對充裕的情況下，中小投資者采用集體訴訟的方式維權和索賠，要比直接退市更容易獲得實際賠償。(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