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資本市場而言，科技賦能不僅適用于上市公司、中介機構等市場重要參與者，也同樣適用于肩負事前引導、事后追責等重要職責的監管者。

1月22日，證監會表示，2020年科技監管各項工作全面展開并取得階段成效：形成“一體兩翼”的科技監管組織架構，統籌開展資本市場科技監管;建立健全科技監管制度體系，落實新證券法有關規定，規范促進金融科技發展，切實保障資本市場技術系統安全穩定運行;強化基礎工程建設，抓好上市、私募、稽查等監管信息系統重點項目落地見效，為資本市場改革創新提供技術保障。

筆者認為，強化資本市場科技監管，并不僅是對監管活動進行工具意義上的升級，而是通過科技賦能更好發揮監管的導向力，促進資本市場有序創新發展。

首先，強化科技監管，是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提高金融監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事實上，提高科技監管能力，是對提高金融監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的重要落實。

近年來，科技進步對金融業態產生巨大影響。科技演進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務效率，但也促使金融風險的誘因、路徑和安全邊界發生變化。因此，規范金融科技創新、促進其有序發展的前提，是配置與之相適應的科技監管能力，從而在金融科技的底層技術與金融行為之間科學設置防火墻，避免“以技術的名義”進行行為混同。畢竟，只有完善的科技監管，才能夠充分明晰監管邊界、展示法理依據。對于資本市場而言，科技與資本市場的碰撞，意義不僅在于技術迭代進程加快、產業機構升級，同時也在于金融基礎設施等底層資產的優化，在于監管部門真正擁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應對能力。

第二，資本市場監管所強調的“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零容忍”均需要科技監管作支撐。

在資本市場的頂層設計中，“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零容忍”毫無疑問表達了對于違法違規行為的強監管態勢。筆者認為，強監管中的“強”，應該是多個維度能力的綜合展示，包括強健的法治供給、強勢的稽查能力、強大的技術監管能力等等。

在傳統的資本市場監管架構中，往往是在檢測或感知到可疑交易或風險事件之后啟動調查，更多的屬于“被動式啟動”，而科技監管強調的是通過科技賦能開展風險事前預防、事中實時監控以及事后更精準的處置，這顯然更加“主動式作為”。“主動式作為”一方面可以通過早期介入，降低違法違規行為對于資本市場的損害性后果;另一方面，能夠更有效配置監管資源，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監管效力。

第三，資本市場正在推進的以注冊制為龍頭的改革，需要“內嵌”科技監管，將其在個案中的運用，集成為成系統、成建制的部署和落實。

事實上，科技監管的效力已經在資本市場有所體現，此前公開披露出來的“大數據捕鼠第一案”“衛星確認扇貝去哪了”等，都展示了科技監管的強大力量。

不過，隨著資本市場創新進一步深入，以注冊制為龍頭的改革向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不斷邁進，上市公司的質量、數量、體量都在發生深刻變化。因此，資本市場生態需要繼續強化科技監管建設——由個案的成功范例向可復制、可推廣的成功范式邁進。

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去年底在中國資本市場建立3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將加快監管職能轉變，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更好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加強科技監管能力建設，推進科技與監管深度融合。加快健全證券執法體制機制，提升證券執法能力和專業化水平，持續優化市場生態。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筆者認為，對于肩負更高質量服務實體經濟、處于新發展階段的資本市場而言，科技監管不僅有著對違規行為的強大約束力，對于引導市場主體的創新與發展也有著強盛的推動力。(張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