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開局至今，江蘇經濟增速有所放緩。同時，上海、浙江、廣東等南方省份一季度GDP增速全面回落，南方省份占全國GDP比重近二十年來首度縮小，從去年同期的64.7%下降到64.4%。

江蘇如何應對當前日益復雜和多元化的風險因素，進一步增強抗風險能力，實現穩定、可持續和高質量的經濟發展?記者就此采訪了多位專家學者。

風險因素復雜多元

專家們普遍認為，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反復、俄烏戰爭等國際地緣沖突、全球原材料漲價及加息預期……多種風險疊加，是導致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乏力的關鍵因素。由于體量大、產業鏈長、與海外市場聯系緊密，上述風險對江蘇、上海、廣東等經濟強省強市的影響面更廣，影響程度更深，增速下滑也就更為明顯。

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申俊喜教授認為，疫情是首要風險因素。江蘇是服務業大省，增加值已超過了GDP總量的一半，疫情對江蘇服務業的沖擊尤其巨大。其二，俄烏戰爭爆發后，全球能源價格大幅上漲，江蘇是能源消費大省，目前能耗水平仍較高，由此帶來的是能源成本驟升。其三，美國陷入新一輪通貨膨脹，為降低通脹率，美聯儲不斷加息，收縮資產負債表，造成大量資本流向美國。同時，中美、中歐貿易戰至今未息，美歐對華關稅整體稅率水平仍未下降。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江蘇吸引外資和外貿出口的增長。

今年一季度GDP大幅飆升的多數是能源、資源大省，側面證明了全球能源大幅漲價對江蘇等經濟強省的沖擊之烈。山西、內蒙古名義增速均超過20%，領跑全國，而兩地原煤產量之和占全國的55%。寧夏、陜西、青海等能源大省的名義增速也超過10%。同期江蘇名義增速為7.7%，廣東為5.1%，上海為5.8%。所謂“北方省份增速逆轉南方”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正在于此。天津、遼寧、吉林等北方省市的增速居全國各省之尾，呈現明顯的分化之勢，更說明了這只是一種短期現象，背后有著更為復雜的原因。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研究員、省金融研究院副院長駱祖春表示，一季度全國及江蘇經濟增速放緩，必定與金融因素相關。但金融畢竟是服務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增長乏力的根源是市場主體發展放緩。今年一季度江蘇外貿的拉動力較強，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14%，出口增長15%。申俊喜分析，一季度江蘇出口額依然能夠保持較快增長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江蘇在全球主要商品供應鏈中地位較為突出，很多環節難以替代;另一方面，江蘇出口商品中，機電、電子類比例較大，附加值相對較高。

然而，即便是外貿業，今年以來所面臨的壓力也在加大。江蘇省社科院世界經濟所所長張遠鵬認為，全球范圍重要原材料價格普遍上漲、國內供應鏈因疫情出現種種問題、海外市場消費力下降，也是導致江蘇外貿乃至整體經濟增長面臨壓力的主要因素。自2020年疫情發生以來，全球石油、天然氣、煤炭、糧食、鋰鈷錳等稀有金屬價格均不斷上漲，今年以來漲勢尤猛，工業品生產成本因此明顯上升。制造業是江蘇經濟的基石，大批企業的利潤不斷下降，甚至原材料供應不足，產銷量下滑。海外一些國家地區雖已宣布“正常化”，放開了疫情管控，但疫情仍在持續，居民收入減少，預期弱化，歐洲國家能源價格上漲、非洲糧食價格上漲，消費下降，對中國商品的需求減少。此外，由于俄烏戰爭持續，2月下旬至今中國至黑海海運航線、中國與歐洲陸路貿易新通道——中歐班列均受波及，物流不暢，面向俄羅斯及中東歐等新興市場的出口增速有所下滑。

駱祖春認為，投資、消費、外貿是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但國內投資與消費的拉動力較弱。一季度，全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0855.7億元，同比僅微增0.5%。由于消費的慢變量屬性，當前投資拉動力不足的問題更為凸顯。

這些因素不僅存在于江蘇，從上海、浙江到廣東，長三角乃至沿海省市都不同程度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和癥結。

應對：政策拉動投資 企業修煉內功

面對今年以來經濟增速下行的困局及其風險因素，江蘇乃至各大經濟強省強市應如何應對?專家學者們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申俊喜的看法是，未來兩三個季度乃至未來一兩年，各級政府應有更積極的作為。譬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新基建”投資，補新一代信息網絡、大數據、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基礎設施短板，激勵市場消費。在已出臺的減免稅費等紓困解難政策的基礎上，通過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激勵社會投資。他建議，去年以來的“一刀切”式地產調控政策應予以調整。統計數據顯示，一季度江蘇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3.1%。推動建立“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同時，加快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有效推動居民消費。

此外，他認為，化危為機，還需進一步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江蘇應針對困局之中暴露的突出問題，率先從勞動力密集、資本密集的增長路徑向技術創新驅動轉型，真正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一季度南京、蘇州等龍頭城市的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集成電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增長最快，已體現了一種良好的趨勢。為此，江蘇各地還應保持去年以來的良好勢頭，繼續吸納全球的創新人才。

駱祖春分析，近年來我國始終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針對疫情下國外需求不確定性增強、國內企業普遍遭遇困難的現實，先后推出了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綠色金融支持工具等一些政策工具，使得穩健的貨幣政策變得更加靈活，政策發力更加靠前。江蘇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居全國前列。3月末，全省本外幣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5.16%，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個百分點;比年初新增1.18萬億元，同比多增1354億元，新增額居全國第一。但是，他認為，江蘇作為全國經濟大省、制造業大省，擔負國家經濟的“壓艙石”作用，江蘇金融業還應繼續凝聚政策合力，在落實省政府“蘇政40條”“蘇政辦22條”和人民銀行、外管局23條政策的基礎之上，推動金融機構加大信貸投放，特別是針對受疫情影響嚴重的行業。這是拉動投資和消費的“源頭之水”。

江蘇省社科院社會政策所所長、江蘇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張春龍認為，在國際地緣沖突和國內疫情散發的雙重壓力下，一季度江蘇經濟增速雖未能“高歌猛進”，但也基本實現了“就業穩、物價穩、消費穩”，再一次體現了江蘇經濟的“韌性”。韌性，即抗風險能力，不會因為“大風大浪”而出現大的波折。一季度北方部分能源大省名義增速頗高，其實也暴露了其經濟發展動力的單一性和脆弱性。而江蘇不同。雖然增速有所放緩，但在海內外逆境下，支撐經濟增長的二產、三產都保持了一定增長，這與近幾年江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產業轉型升級有著密切關系，韌性因此顯著增強。

他認為，隨著上海等地疫情防控形勢的好轉，可以預見，江蘇以及長三角地區未來幾個季度將會逐漸迎來經濟的恢復性增長。但俄烏戰爭與國內疫情仍在持續，全球經濟仍然存在很大不確定性，這對江蘇經濟應對復雜多元風險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建議，無論企業還是政府，都需要居安思危，形成常態化經濟風險防控的意識及預案。企業更須繼續修煉內功，增強競爭力，做好應對新風險的準備。(王峻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