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名投資者一小步，中國資本市場一大步。最近，康美藥業的56名投資者委托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下稱“投服中心”)展開特別代表人訴訟。最高人民法院已指定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管轄。對于投資者保護乃至整個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來說，這是一個標志性事件。

筆者認為，啟動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將形成四個方面的效應：

第一是“維權效應”。

建立和完善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可以大大提升中小投資者依法索賠的效率，提升維權成功率。

中小投資者眾多是我國資本市場的一個基本特點。從一定意義上說，維護好他們的合法權益，保護他們的參與熱情，就是維護資本市場的整體利益。由于中小投資者人數多，單個投資者索賠的金額比較小，而走完訴訟程序需要消耗大量精力、付出一定成本，很多中小投資者不想訴、不愿訴、不能訴。

而由投資者保護機構參與的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通過代表人機制安排、專業力量“公益性介入”，能夠大幅度降低投資者的維權成本，提高維權效率，對違法違規行為人形成震懾。我國的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規定，原告不需要預交案件受理費、申請財產保全不需要提供擔保，這為投資者保護機構、中小投資者行使訴訟權力降低了成本，可以有效調動維權積極性。

第二是“倒逼效應”。

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主要適用于市場主體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案件，目的是提升普通投資者的維權能力。

投資者向上市公司、中介機構等索賠，首先是由于上市公司在依法合規披露信息方面出現了嚴重問題，同時，中介機構作為上市公司的“助手”“合作者”，存在不盡職甚至瀆職的情況。廣大投資者依法維權，向違法違規行為人索賠，形成維權倒逼機制，才能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機構堅持誠信為先，切實提高內部治理水平，主動規范自身行為。

由于過去很長時間里投資者約束不足，導致違法違規行為人肆無忌憚，不關注中小投資者利益。本應存在的投資者約束壓力、監督壓力落空。完善投資者維權機制，降低維權成本，補上了制度短板，有助于市場主體提高執業質量，真正做到誠信盡責。

第三是“改革效應”。

所謂改革效應，就是通過補短板、強弱項，促進資本市場改革的系統化、協同化，努力達到最優改革效果。這一輪資本市場改革，以注冊制為“牛鼻子”，既注重在發行端準入環節實現市場化，提高增量上市公司的質量，也注重后端的監管執法效能，以有效的監管執法維護市場公平、促進優勝劣汰。

事中事后監管執法，既包括行政處罰和追責、刑事處罰和追責，也包括民事追責。建立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補上民事賠償救濟的基礎制度短板，可以形成立體化的制度合力，促進資本市場全面深化改革順利進行。

深化注冊制改革，需要加強法治保障。投資者依法對違法違規主體訴訟，形成強大震懾，是促進各主體公平博弈的重要一環。投資者依法維權，是對監管者的助力，是監管主體功能的延伸。所以，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是支持注冊制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

第四是“生態效應”。

提升我國資本市場的質量，必須及時有力地處罰違法違規的市場主體，推動優勝劣汰機制落地。過去較長的一個時期，欺詐發行、財務造假等資本市場的“毒瘤”危害甚廣，不僅損害廣大投資者的合法權益，而且對市場秩序、金融安全、社會穩定形成嚴重影響。

所以，完善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提高違法違規成本，強化違法違規必受罰的氛圍，形成可以追到“海角天涯”的震懾，本質上是在塑造良好的金融市場生態、資本市場生態。

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的顯著優勢，在于少數人啟動訴訟，讓盡量多的人獲益。可以大幅度提高違法違規成本，靠強大的公眾維權壓力遏制資本市場違法犯罪行為。這對于資本市場運行生態和社會治理生態都有很大的幫助。

啟動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是深入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對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行為“零容忍”精神的重要舉措，也是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保障資本市場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行動。需要說明的是，這一改革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體現了“為人民監管”“為人民執法”的理念。其他國家的“代表人訴訟”制度，一是存在“職業代表人”與投資者爭利的問題，二是存在過度依賴律師、激勵過度導致濫訴的問題。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設計須走出代表人訴訟制度的誤區，既借鑒國際最佳實踐，又符合中國市場的實際，建立一個真正為公眾服務的，公平、合理、有效的代表人訴訟制度。

我國的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由國家專門設立的投資者保護機構作為代表人，律師要在投保機構的主導下開展工作。這很好地解決了訴訟必須堅持公益性方向這一根本性問題。同時，明確了訴訟費用標準，規定原告無須預交案件受理費、申請財產保全免于提供擔保，以確保訴訟成本符合公益性訴訟要求。這樣的制度安排，杜絕了訴訟代表人與訴訟委托人爭利的問題，也杜絕了濫訴問題。

另一方面，訴訟程序既堅持“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機制，擴大了投資人參與索賠的范圍;也堅持充分尊重投資者的自主決策權。投資者可以在兩個階段申請退出訴訟，選擇另行起訴。參與特別代表人訴訟的投資者還可以在一審判決后，根據自身訴求決定后續法律行動，而不是“一次委托定終身”。(董少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