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81元，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3.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0.6%。

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居民財富以及獲得感，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許是最直觀的指標之一。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81元，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3.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0.6%。

具體到城市，哪些城市的居民擁有更高的收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了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前十的城市，試圖從中總結居民“財富密碼”。

參照2019年的情況，南京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十城市之一，但截至11月6日，南京尚未公布前三季度相關數據，故未將其計算在內。

從已經公布數據的城市來看，目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前十的城市分別為：上海、北京、深圳、廣州、蘇州、杭州、寧波、廈門、紹興和無錫。

除了一線城市以及蘇州、杭州之外，進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十的城市，與其GDP排名并不“匹配”。從區域分布來看，包括上海在內，長三角強勢占據了十強中的六席，另一個較為“意外”的上榜城市是廈門。

哪些因素在影響居民收入？

一線城市居民收入領跑

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四名仍然被四大一線城市包攬，其中，上海和北京均超過了5萬元大關。

直觀來看，一線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高，總部企業聚集，產業結構高端化，現代服務業占比高，相對應的，高收入人群也因此更集中。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9年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分別是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161352元，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133459元，金融業131405元，分別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78倍、1.47倍和1.45倍。這些高工資行業往往最集中于一線城市。

智聯招聘發布的2020年秋季求職期平均薪酬情況顯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廣州的薪酬位列前五。

但值得注意的是，按收入來源來分，可支配收入分為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四大項。從全國的情況來看，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13486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最高，但也僅有56.7%。

北京和深圳披露了詳細的分項數據，盡管兩地的可支配收入差值僅有約2000元，但構成卻大相徑庭。

其中，北京、深圳前三季度的人均工資性收入分別為31160元和39939元，深圳大幅超出北京約8800元。這主要與深圳的就業人口比例較高有關，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8年，深圳就業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高達80.6%，而北京的這一比例僅為57.5%。

經營凈收入主要體現為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等收入，北京人均為642元，深圳為5519元，這表明深圳的中小企業、個體經濟相對更加活躍;人均財產凈收入中較普遍的包括房租、股息等，北京為8525元，深圳為6300元，兩地約有2200元的差距。

尤其值得注意的項目是人均轉移凈收入，北京高達11445元，深圳則為-2103元，二者拉開了約13500元的差距。

人均轉移凈收入指的是什么?包括退休人員養老金或退休金，政策性生產補貼，政策性生活補貼、報銷醫療費以及社會救濟和補助等。前三季度，全國人均轉移凈收入為4525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達19.0%。

但深圳的人均轉移凈收入長期為負數。人口結構同樣能夠很大程度解釋這一現象，深圳人口相對年輕化，且外來人口占比高，在多賺工資的同時，養老金等轉移凈收入較低，與此同時，社保支出、個稅支出、贍養支出、外來人員寄帶回家支出等則比較高。

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深圳的政府“負擔”相對較輕。深圳原副市長張思平不久前接受采訪時表示，未來深圳在先行示范區的建設和發展中，要降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讓利于企、藏富于民，提高市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通過增加消費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

長三角居民整體最富有

除了一線城市以及蘇州、杭州之外，進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十的城市，與其GDP排名一般并不太“匹配”，寧波、廈門、紹興和無錫進入了前十榜單。不難發現，長三角城市占了前十中的六席。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丁長發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江浙地區民營經濟發達，而民營經濟是最能“富民”的。尤其是浙江的縣域經濟、鄉鎮經濟發達，每個縣都有自己的產業集群，新經濟業態也發展得不錯，催生了大量的個體從業者。

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20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中，浙江企業共有96家，上榜企業數量連續22年位列全國首位;江蘇和浙江2019年共有各類市場主體數分別為1042.84萬和724.25萬戶口，每萬人市場主體擁有量為1292戶和1238戶，相當于每8個人里就有一個在創業。

反映到居民收入中，這些特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對較小，城鄉之間更均衡;二是經營性收入占比較高。

以寧波為例，前三季度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52402元和31816元，前者僅為后者的1.65倍。參照全國的情況，前三季度，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2821元和12297元，前者是后者的2.67倍。

此外，寧波前三季度人均經營凈收入為9446元，大幅增長4.9%，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達20.3%。在今年的疫情影響下，經營收入普遍受到沖擊，全國前三季度人均經營凈收入為3680元，下降2.0%，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15.5%。

紹興與寧波情況類似，前三季度人均經營凈收入為9051元，增長0.7%，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同樣為20.3%。

跳出長三角，從全國普遍的情況來看，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往往大幅高于農村居民，這也很大程度意味著，提升城鎮化水平，讓更多人在城鎮就業、創業，能有效拉升居民收入。

以GDP排名并不靠前，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躋身前十的廈門為例，前三季度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116元，農村居民則為21789元，相差兩倍有余，但2019年末廈門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高達89.20%，在全國主要城市中名列前茅，這也意味著較高收入的城鎮居民占了大多數，從而提升了整體收入水平。

而前三季度GDP排名第四的重慶，2019年城鎮化率僅有66.8%，這意味著大量人口不在城區就業。前三季度，重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有23539元，僅相當于廈門的52.4%。當然，重慶的城鎮居民收入同樣有待提升。

此外，丁長發向記者表示，廈門作為福建省最宜居的城市，吸引了大量的產業、人才、資金、技術等資源。廈門同時也是有名的高房價之城，客觀來看，高房價會帶來財富效應。當然，要提升居民的整體獲得感，在增加收入之外，控房價也是一個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