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師畢生都致力于水稻雜種優勢利用研究，也一次次引領團隊向著更超高產的目標推進。從現在看，這一研究對助力糧食增產，依然有很大潛力。下一步，我們應該持續加強亞種間雜種優勢和理想株型塑造這兩方面的基礎理論研究，同時特別重視將理論研究通過技術轉化為實實在在的高產能力。”5月27日，“學習袁隆平崇高風范，把科技論文寫在祖國大地”報告會在袁隆平生前工作和生活過的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舉行，會上，雜交水稻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鄧啟云說。

沒有特別布置的會議室，人員因“超載”而加了足足兩排塑料凳。

集體默哀、觀看袁隆平作詞的《我有一個夢》MV，簡單開場白后，尚未走出哀傷情緒的他的科研“后代”們，認真嚴肅地聆聽著報告。除了發言者，會場再無一絲雜音。

簡單樸實無華，一如袁隆平在這里工作生活時的寫照。

談及雜交水稻，他滿眼永遠都有光

“袁老師一輩子只做一件事——雜交水稻。說起雜交水稻，他眼里永遠都有光，并且‘滔滔不絕’。因為專注執著，他才能挺過雜交水稻科研發展過程中無數次的挫折和失敗。幾十年如一日，才有了今天我國雜交水稻技術的世界領先。作為科技工作者，我們要學習袁老師這種‘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黨委書記張德詠說。

袁隆平離世前，曾在三亞住院治療。有一天，張德詠去醫院向他匯報工作，時間已是晚上9點多。盡管很晚了，但他依然和張德詠交流了40多分鐘，耐心細致地交代中心要抓的重點工作。

“袁老師是我們中心的家長。他走了，我們都很難過。我覺得，學習是對他最好的紀念，傳承是對他最好的緬懷。我們會傳承先生未竟事業，竭力做好世界糧食安全事業中的中國擔當。”

“我和袁老師相處了12年，他每次看到我的第一句話都是雜交水稻。他常說電腦里、書本里都長不出水稻，要種好水稻就必須下田。他也是這么做的。前幾年他身體好的時候，每天都下田觀察水稻長勢，風雨無阻。我做栽培工作，那時候下田次數都沒有他多。這兩年，由于身體原因袁老師出差次數少了，但他經常打電話詢問試驗田情況，特別是水稻快成熟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打好多個電話來問。”中心栽培室主任李建武說。

“我們做栽培工作的經常被人調侃，‘遠看像種田的，近看像賣炭的，仔細一看是做水稻科研的’。”李建武說起來很無奈，“栽培工作又臟又苦又累，有時候我都想放棄。但袁老師幾十年如一日都堅持下來了，我們這點苦算什么?現在袁老師走了，但他的精神就是我們團隊的凝聚力。再苦再累再難，我們都會接續他的‘禾下乘涼’和‘雜交水稻覆蓋全球’夢想。”

同樣感受的，還有中心研究員馬國輝。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因科研經費匱乏，從事水稻栽培工作的馬國輝一度想離開。他清楚地記得，有一天，袁隆平像往常一樣去田間“打卡”，他拉著自己坐在田邊，邊抽煙邊跟他說，科研要耐得住寂寞，希望他留下來繼續堅持。

此后，馬國輝擔任中心黨委書記期間，袁隆平依然要求他在長沙和三亞各種一丘高產田，與中心年輕專家“PK”，不能因科研管理工作而耽誤科研。后來，馬國輝退休，袁隆平又囑咐他“退位不退科研”。

“現在，我還在做第三代雜交稻攻關和耐鹽堿水稻配套技術研究，并有了階段性進展。雖然我已年過六旬，但我會像他給我起的綽號‘馬似駝’那樣，像駱駝般負重前行，不負他的期望。”

心懷天下，敢為人先，他的科研從不“藏著掖著”

1970年，袁隆平助手在海南三亞發現“野敗”。為盡早實現雜交水稻“三系配套”，他沒有藏著掖著，將珍貴的“野敗”材料分發給全國相關協作單位。此后，全國大協作，在1973年迅速成功實現了雜交水稻三系配套育種，并很快育成了“南優”等系列秈型雜交水稻高產組合，使雜交水稻快速走向大面積生產，也讓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生產上成功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國家。

張德詠在報告中還談及，雜交水稻在中國大面積推廣后，袁隆平帶領團隊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倡議，為近80個發展中國家培養雜交水稻技術人才14000余人。現在，全球已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雜交水稻試驗試種和推廣。

“博士畢業到現在已20多年，我堅持應用研究，相繼選育出了中國第二、三、四期超級稻代表性品種。我們緬懷袁老師最好的方式，就是學習他的精神，破除‘四唯’，真正把科技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我希望我們團隊，未來能像他那樣，扎實推進理論突破，并致力于將理論突破轉化為技術和材料的原始創新，助力新品種產量潛力大幅提高。”鄧啟云說。

(俞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