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審議，并在中國人大網公布，公開征求社會意見。

《婦女權益保障法》于1992年10月起施行。修訂草案修改48條，保留12條，刪除1條，新增24條。它首次對“歧視婦女”的具體含義進行了規定;同時，它豐富了人格權益保障的內容，對精神控制(PUA)殘害婦女的行為作出了禁止規定;完善了性騷擾的預防和制止措施;對離婚時家務勞動經濟補償等諸多熱點也作出了明確回應。

2021年12月30日，極目新聞記者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陳漢等專家。陳漢表示，適應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對立法提出了更廣泛更深刻的需求，對立法質量和效率提出更高要求，“此次修訂就是要為今天的女性提供與時俱進、更為有力的保護。”

看點1

拆掉女性就業隱形門檻

招聘時禁問婚育等情況

2014年8月，女大學生小萌(化名)三次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某職業技能培訓學校求職，都被對方以“限招男性”為由拒絕。小萌一怒之下，以涉嫌就業性別歧視為由，將該校訴上法庭。當年11月，西湖區人民法院作出判決，令該校賠償小萌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

這是國內首例原告勝訴的就業性別歧視案。如今7年過去，女性就業的隱形門檻并未完全消除。

應聘時被詢問是否婚育，備孕要先“拿號”排隊，生娃期間被調離原崗位……針對就業女性遭遇的種種性別歧視，修訂草案明確列舉了性別歧視的主要情形：用人單位招聘時限定男性或規定男性優先，詢問或調查女性求職者的婚育情況以及婚育意愿，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項目，將限制婚姻、生育作為錄用條件，以及其他以性別為由拒絕錄(聘)用婦女或者差別化地提高對婦女錄(聘)用標準的行為等。

有了這些新增的表述，企業如果存在以上行為，將可以明確界定為違法。

陳漢表示，既要保護女性的平等就業權，也要保護企業的知情權。現實生活中，有的女性一入職就宣布懷孕、休完產假就離職，從而對企業造成傷害。“婦女懷孕、生育導致企業用人成本增加，加上近期各地出臺的延長產假政策，客觀上會讓企業在用人時增加考量因素。企業生存要算經濟賬，我們不能把消除就業歧視的責任全部推給企業，而應該通盤考慮，出臺切實可行的各方分擔措施。”陳漢說，立法是為了倡導平等就業，不能因保護已就業女性，而傷害未就業女性的職場空間，需要把握好度。

修訂草案還進一步完善了消除就業性別歧視機制，推廣女職工特殊權益專項集體合同，建立企業性別平等報告制度，并明確互聯網平臺企業組織勞動者進行平臺用工的，參照適用前款規定，增強新形勢下對婦女就業的全方位保護。

看點2

增加家務勞動經濟補償

全職主婦離婚時受保護

2021年7月，福建省福州市長樂區法院適用《民法典》成功調解一起離婚糾紛案中，原、被告雙方結婚20余年，并育有一子一女。多年來，女方操持家務，男方經商養家，女方主張其多年為家庭付出的勞動應當得到經濟補償。男方明晰相關法律關系和法律責任后，同意支付女方55萬元，作為其多年來為家庭付出的補償。

近日，藝人王力宏前妻李靚蕾發布微博長文，列舉王力宏婚內種種不端行為，引發熱議。相比藝人私德，此次輿論的關注點，同樣也落在了全職主婦的現實處境上。

一直以來，全職主婦為了家庭犧牲個人事業，承擔了繁重的家務和贍養父母、養育子女的工作，可一旦離婚，由于沒有經濟來源，她們無法獲得生活保障，甚至無法爭取孩子的撫養權。因此，有人把全職主婦稱為“最沒有安全感的職業”。

此次修訂草案增加了離婚時家務勞動經濟補償的規定：女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男方工作等承擔較多義務的，有權在離婚時要求男方予以補償。補償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陳漢對此表示：“不能將家務補償簡單理解為家務工作報酬。原則上，離婚時夫妻財產應當平均分割，這是法律推定雙方對家庭的付出、貢獻均等的結果。不論是在外掙錢，還是在家勞動，都是為家庭做貢獻，勞動價值是一樣的。但是這種法律推定，在實際生活中對于全職主婦們并不公平，因為賺錢養家的一方即便離婚了，可以繼續享有此前的發展機會;而全職主婦長時間脫離社會工作，對再次進入職場有一定的消極的影響。因此，離婚時對全職主婦作出一定的補償，更符合法律的公平正義原則。”

看點3

禁用精神控制殘害婦女

“女德班”摧毀女性尊嚴

所謂精神控制(PUA)，是指一方以不對等的方式進行情感剝奪，通過洗腦馴化操縱另一方。它往往會摧毀受害人的自信心和自我價值感，給其造成很大的心理創傷，導致其出現抑郁、絕望甚至自殺現象。此類事件屢見不鮮，有的地方甚至出現PUA相關培訓課程。此外，死灰復燃的“女德班”，以言語自侮、自輕、自賤，摧毀女性的人格尊嚴，也是屢禁不止。

修訂草案明確，禁止虐待、遺棄、殘害以及其他一切侵害婦女生命健康權益的行為;禁止用迷信、精神控制等手段殘害婦女。

“修訂草案不僅重視女性的人身安全，還注重女性的心理健康和人格權，非常具有人文關懷精神。”中國大學慕課網《愛情心理學》主講老師張曉文說，“近年來發生的多例使用非暴力手段侵害婦女人身權利的案件，引發輿論擔憂。其中，北大女生包麗(化名)自殺事件，讓我們注意到，即便是高知女性，也會面臨精神控制甚至精神迫害。”

張曉文表示，任何違背女性意志、打壓女性尊嚴、損害女性權利的語言和行為，不論它們的名頭多么“高大上”，都為法律所不容，都應該堅決抵制。

“無論什么時候，女性都要自立自強、自尊自愛。”張曉文說。首先要提升自我價值感，其次要維護好自己的社交圈。遇事不盲從一人，要多方聽取意見;同時保持學習的狀態，不輕易放棄自己的事業追求;建立自己的社會認知系統，學會分辨什么是正向建議、什么是精神控制，及時擺脫負面情緒、遠離負面人群。

張曉文還建議，女性受到精神傷害和言語侮辱后，可以及時舉證，依法維權，最大程度減少傷害。

此外，由婚戀糾紛引發的侵犯女性人身權利的案件，也不鮮見。修訂草案對此明確，禁止以戀愛、交友為由或者在結束同居、離婚之后，糾纏、騷擾婦女，泄露、傳播婦女個人隱私。婦女遭受上述暴力侵害或者面臨上述暴力侵害現實危險的，可參照《反家庭暴力法》相關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

看點4

性騷擾表現形式獲明確

學校等應建立預防機制

2018年7月，劉麗公開舉報“一天公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理事長劉某對其實施性騷擾。同年10月，她以人格權受到侵害為由，對劉某提起訴訟。2019年7月，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判決：被告劉某存在性騷擾行為，要求劉某口頭或書面向劉麗當面賠禮道歉。

修訂草案列舉了性騷擾的主要表現形式：只要是違背婦女意愿，具有性暗示的言語表達，不適當、不必要的肢體行為，展示或傳播具有明顯性意味的圖像、文字、信息、語音、視頻等，暗示發展私密關系或者發生性關系將獲得某種利益，及其他應當被認定為性騷擾的情形。

“其實性騷擾不是一個新問題。”陳漢說。社會應該幫助、鼓勵受到性騷擾侵害的女性勇敢維權，這也是《婦女權益保障法》的意義之一。當性騷擾事件發生后，輿論應當去除對女性的“污名化”，幫助她們面對、解決問題，不讓別人的錯誤成為受害女性的負擔。同時，修訂草案明確，用人單位應當建立性騷擾預防和制止措施，并作出了詳細規定。此舉加重了雇主的責任，意味著不能將性騷擾當成私事處理，因而具有更強的威懾力。

修訂草案還明確，學校應當對女學生開展適合其年齡的性教育，提高學生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建立預防工作制度等。對相關違法犯罪行為不得隱瞞，同時也要保護受害人隱私。

“這是《婦女權益保障法》中第一次出現‘性教育’這個詞。”湖北省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部主任夏紅說。將性教育納入立法范疇，有助于整個社會以更科學、更包容的態度，面對這一“禁忌”話題。

夏紅表示，網絡的開放特質，讓未成年人的成長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未成年人受到網絡性侵害的案例也越來越多。“永遠不要嫌性教育太早，因為壞人不會嫌你的孩子太小”，網上熱傳的這句話告訴我們，要及時教育孩子正確認識自己的身體、珍視自己的身體，樹立自我保護意識，提高預防性侵害的能力。

看點5

農村婦女不論是否婚嫁

都不影響土地權益保障

2020年2月，劉某等10名女子反映：她們都是福建省南平市松溪縣河東鄉長江村五組外嫁女。2017年，因353國道征地，五組村民每人獲得600元補償款;2019年，五組又獲得防洪堤征地補償款200余萬元。第一筆款項分配完畢，第二筆款項即將分配，劉某等10人均未獲得分配資格。經協商無果后，劉某等人訴至法院。同年7月，松溪縣人民法院作出判決，令被告給予劉某等外嫁女同等村民待遇，并向劉某等人分別支付兩筆征地補償款600元、4500元。

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土地征收補償……在農村，這些都是村民重要的權益。但是，很多農村婦女，尤其是外嫁婦女，這些權益往往被忽略，娘家的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權、財產繼承權等全部歸屬原生家庭，她們可說是“凈身出戶”。

修訂草案對此明確：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確認、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經濟組織受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安置補償、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

陳漢表示：“農村女性未婚時在娘家、結婚后在夫家，但離婚后，她們的集體組織利益在哪里?如今，修訂草案彌補了這項空白。這也是此次修訂草案的一大亮點。當然，我們不能寄希望于一部法律解決所有問題，但它至少可以起到提醒作用，當其他法律修訂時，關于婦女權益方面的條款應該向它看齊。”(劉丁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