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育齡婦女減少、生育意愿走低、疫情等多因素的影響下，我國出生人口數量和出生率繼續走低。

出生人口為何持續下降?

20日，在國家衛健委2022年首場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表示，近年來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

一是育齡婦女特別是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規模下降。“十三五”時期20-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年均減少340萬，2021年相比2020年減少了473萬，這是帶動出生人口數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年輕人婚育觀念顯著變化。當前，90后、00后作為新的婚育主體，絕大部分成長和工作在城鎮，受教育年限更長，面臨的就業競爭壓力更大，婚育推遲現象十分突出。婚姻推遲增加了女性終身不婚的可能性，進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時，生育意愿持續走低，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2017年調查為1.76個，2019年調查為1.73個，2021年調查降到1.64個。

再次，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顧慮。楊金瑞說，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住房、教育、就業等多重因素影響下的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輕人生育顧慮。相關配套支持政策不太銜接。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對部分群眾婚育安排產生一定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近年來，我國的生育率下降也比較迅速，特別是一孩總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總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這是群眾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齡推遲、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等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

人口紅利機會窗口期即將關閉

展望未來，宋健表示，近幾年中國的出生人口數持續下降，主要是受到育齡婦女總數、育齡婦女內部年齡結構以及生育率多重因素的影響。判斷未來的走勢是需要綜合上述因素來看的。

她分析，育齡婦女數量取決于以往的出生隊列規模，1962-1975年以及1981-1997年我國出生人口規模均超過2000萬人，在死亡水平緩慢變化的條件下，不同規模出生隊列人口進入育齡期將影響育齡婦女總數。

宋健表示，未來一段時期，1981-1997年間高出生隊列仍是我國育齡婦女的主體，但后續進入育齡期的婦女數量在縮減，由此導致育齡婦女總數持續下降，內部年齡結構趨于老化，尤其是20-34歲生育旺盛期育齡女性規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顯，這將給出生人口帶來較大下行壓力。

出生人口的持續走低、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對我國的人口紅利帶來哪些影響?宋健認為，在人口轉變過程中，一方面生育率下降使得少兒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同時老年人口比例原來還沒有那么高，就造成了中間勞動年齡人口的占比特別高的局面。這個局面叫做人口紅利機會窗口期。

宋健表示，現在的出生人口下降，實際上在0-14歲少兒人口這塊比例還會繼續下降，同時我國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迅速。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期，但是這個窗口期即將關閉。

“未來我們要把結構紅利轉為更長久的質量紅利，我們要充分挖掘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女性人口，要把人口紅利中的老年紅利和性別紅利充分實現出來。”宋健說。

25省已完成人口計生條例修訂

目前全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都面臨了低生育率的挑戰，也分別采取了各種措施來應對低生育率。

宋健分析，這些國家出臺的措施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時間支持的措施，包括產假、育兒假、陪產假等相關的假期制度。第二類是經濟支持，包括給兒童的津貼、給家庭的津貼以及給父母的各種照護津貼，還有稅收減免的政策。第三類是服務支持。

宋健表示，這些措施中，推進性別平等的、平衡工作家庭沖突的以及促進家庭發展的這些政策，對于生育水平的提升都有所助益，這也是中國可以借鑒的。

楊金瑞介紹，目前25個省份完成條例(即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部分省份已制定實施方案。從現有情況看，各地普遍延長產假30-90天，增加普惠托育服務發展、計劃生育家庭權益保障等條款。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育齡婦女擔心，延長產假也可能會帶來招聘性別歧視加劇、產婦崗位被頂替風險上升等問題。尤其是在私企，這種風險更大。總而言之，育齡婦女因為生育而耽誤和付出的職業發展方面的代價，不應由育齡婦女自己承擔。

“為什么人們還是有這個顧慮，覺得產假延長了，反倒是心事重重，關鍵就在于能不能夠帶薪產假真正落地，特別是要明確假期的成本分擔機制。因為假期不是事，帶薪產假可能才是事。”宋健說，能不能在假期期間保障女性的收入，能不能女性在休完產假之后順利返回到原崗位，她的職位和她原來的收入不受到影響很關鍵。

宋健表示，育兒分擔機制是必須要明確的，否則可能就會影響女性的收入保障，甚至是加重女性的就業歧視。生育成本要由國家、企業和家庭共同分擔，要利用多種措施，比如政府的補貼，稅收減免手段，也要適當分擔一下用人單位的成本，這樣就能減輕家庭，特別是育齡女性的后顧之憂。

人口專家、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教授對第一財經分析，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擔機制非常重要，落實起來也需要很多相關的政策支撐。比如對育齡婦女所在單位，根據女性生育情況，給予一定的稅收減免，給予一定的獎勵補貼等。只有多管齊下，形成養育成本共擔的社會機制，才能更好地促進企業愿意招聘女性、大膽培養使用女性，消除就業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