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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會里的官僚制度，有“家族主義”這一典型特征。在許多朝代中，權臣將家族搬進外廷，形成盤根錯節的復雜關系，而這種關系內自然會滋生腐敗。權臣外戚，往往是最喜歡搞裙帶關系的群體。而一些無后的宦官，如魏忠賢之流，亦要籠絡一群孝子賢孫，通過“家族主義”來鞏固自己的專權。這種情況對于老百姓而言，無疑是弊政。

實際上，統治者也對此十分頭痛，為什么歷朝歷代的明君都要狠抓吏治呢？其原因就是“家族主義”太過泛濫了。

(資料圖)

相比于那些政治關系復雜的權臣，更讓統治階層放心的無疑是“裸官”了。一些吏治工作治理得不錯的朝代，自縣治開始，為官者皆要符合異地任用的條件，且禁止家屬前往就職地“陪官”。“古代裸官多廉士”，這句話雖然是現代人琢磨出來的，但卻不無道理。

清朝名臣陳瑸，號稱“嶺南三大清官”之一，他的情況就非常符合“裸官”的定義。陳瑸孤身一人，在異地當了二十多年的官，期間從未攜帶家眷。平日里家鄉的親屬想要去探望，卻苦于路途遙遠盤纏不夠，多年來難以成行。除此之外，陳瑸也沒有聘用幕僚，身邊連一個師爺都沒有，僅雇傭了兩個仆人照顧他的飲食起居。在吃飯這件事上，陳瑸更是充分詮釋了何為清廉，“官廚惟進瓜蔬”，飯菜里連點油星都沒有。

陳瑸的官位不高，正七品縣令，一年的“工資”約為四十五兩銀子。以當時的消費水平來看，這筆錢能養活一家三口，但若將親屬全都接到身邊，顯然是不現實的，根本養不起。即便這樣，康熙皇帝在召見陳瑸時，仍沒聽到他訴苦。康熙帝問陳瑸的俸祿夠不夠花，他的回答是從來沒覺得有不夠用的時候。其他官員之所以鋌而走險，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日子過得太鋪張了，所以俸祿才不足。一直到康熙五十七年，陳瑸在擔任巡撫期間病逝，臨終之際還將自己畢生的“養廉銀”一萬三千四百兩上繳國家，分文沒動。

那么，像陳瑸這樣的裸官是怎樣出現的呢？

這就得從回避制度的起源說起了。西漢王朝，國家剛從封建制轉型為君主制不久，所以政策上有許多需要改良的地方。漢武帝上臺以后，便琢磨著出臺異地為官的制度，避免裙帶關系影響政體運轉。

到了東漢桓帝時期，“三互法”正式出臺，這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針對官員任職的回避制度。所謂“三互”，就是“婚姻之家”和“兩州之士”要進行回避。打個比方來說，東漢時期有個叫史弼的官僚預備役，原本朝廷打算安排他去山陽擔任太守，但他夫人的娘家剛好在山陽，所以史弼便奏疏朝廷請求回避，被調任為平原相。

像史弼這種思想覺悟較高的同志，在每個朝代都有。到了宋朝，回避制愈發完善，其中的條目更加嚴格。親屬回避、職務回避、科舉回避、訴訟回避都被寫入章程。明清時期，回避法已經趨向完善，當時出臺了明文規定：“凡官員親戚于職事，有統攝或相干者并回避。”

我們知道，明初的幾位皇帝大多作風硬派，如朱元璋、朱棣之流，對文武百官非常苛刻。所以，明初的官員赴任要符合“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原則。一旦被任命為地方官，那就得跨越半個中國，“千里為官”。其實這項規定倒不是要求南方人必須去北方當官，北方人必須南下任職，而是官員的任職地必須滿足距家鄉“千里之外”這個條件。

到了清朝，這項制度變得更加人性化了，地方官只要不在家鄉的省份當官，便是符合規定的。不過，有些官員的家鄉就在省邊，距離任職地非常近，鉆了制度的空子。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后來又增加了“五百里避籍”的規定，就是說地方官的任職地與家鄉的直線距離必須超過五百里。這套回避制度，旨在讓官員到任職地后舉目無親，孑然一身。

此外，清朝還出臺了“若在五服之內，雖住處不同，仍應回避”的規定，這便屬于“親屬回避”的范疇了。時至今日，我國法律中依舊有這些回避制度的影子。

與“回避制度”相匹配的，還有一套官邸制度。

這種制度，給為官者的日常生活增加了許多“不確定性”。在《玉海》這部文獻中，有這樣的定義：“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官邸便是京官在京城住的房子。給京官準備住所，這是一項福利待遇。根據官員的級別，每個品級的官員都能住在相應規格的房子里。只不過，只有官員在任職期間，才能享受這項待遇，住在官邸里。若是官員退休了，就得老老實實地從官邸里搬出來，給繼任者讓出住處。

官邸制度，有一個關鍵點，那就是：官邸的產權永遠屬于朝廷，任何官員都無法私有。倘若官員在任職期間離世了，那么，他的家眷便要依照規定搬家。畢竟，古人的鄉土觀念相當濃厚，只有宗祠、祖墳所在的故居，才是唯一的“家”，官邸只是個臨時住所罷了。很多電視劇里展現出來的情況，官做到哪里，家就跟到哪里，隨時隨地能夠經營社會關系，官邸主人的子女還能享受到繼承權，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并不會發生。

聊起古代的回避制度，或許大伙都會覺得有些刻薄，不近人情。其實，統治者也考慮到人性化因素了，所以各回避制度中也有彈性規定。

對于達到了一定品級的官員，便能享受到這種彈性規定，比如：可以帶幾名親屬去任職。所以，回避制度對官員的限制，是“有條件限制”。

例如，雍正年間，朝廷就出臺了這樣的規定：

滿族的官員去地方上任，可以帶上未成年的兒子。不過，若兒子已成年，就得向上級報備，“若系親生之子十八歲以上欲帶赴任者，具呈該旗大臣請旨方令帶往”。當然，那些跟隨官員上任的親屬，一來不能經商，二來不能進行“政治聯姻”。倘若某官帶著兒子去地方任職，他雖然安分守己的當官，但兒子卻做生意或與某望族結親，這種情況肯定要受到懲處。

宋朝對隨任親屬的要求最為嚴格，有“當絕見客，勿出中門”的規定。也就是說，親屬雖然能隨任，但他們卻得像大姑娘小媳婦一樣，在家里閉門不出，禁止拋頭露面。北宋時期，河清縣流傳著“民吏不識知縣兒”的順口溜，這就是在說當時有個父母官任職三年，在他調任時當地人還沒見過他家的公子。

其實，“裸官”對于官員來說，不算是壞事。考慮到社會現實因素，古代的回避制度能讓地方官省心不少。歷朝歷代都有類似的規定，就是地方官的任期要在一定年限之內，通常為兩到三年。官員從朝廷接到調令，一路舟車勞頓，用一兩個月甚至半年的時間抵達目的地，倘若攜家帶口勢必有諸多不便。

除此之外，古代的職務調度是非常頻繁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在韓愈的這句詩里我們就能看到，每個當官的都說不準自己的前程。運氣好的，今天還在地方當父母官，明天就被調到京城當京官了。運氣差的，今天還在京城準備折子，翌日便被貶到邊塞，這也是常有的事。反正不論去哪當官，到最后都得告老還鄉，落葉歸根，倒不如當個“裸官”悠閑自在。

在中國古代，不僅那些州縣長官得遵守回避制度，就連封疆大吏亦不例外。清朝時期，京城有個工部尚書陳宏謀，他的“職業生涯”相當的長，足有四十八年。在這四十八年的時間里，他不僅當過吏部尚書、工部尚書這些京官，還先后被調度十二個省擔任封疆大吏。這位官運亨通的顯達人物，十分愛惜自己的羽毛，曾寫過一副對子曰：

“惜食惜衣非為惜財緣惜福；求名求利但須求己莫求人。”

這位漂泊了大半輩子的高官，就是個十足的“裸官”。任職期間，從不讓家眷隨行。與家人的聯系，都是通過書信來完成的。

海瑞的那句話說得好，“為官不過民之器”。一個活在封建社會的官僚，能有這樣的思想覺悟難能可貴。既然當了官，那便是人民公仆。這種質樸的為官思想，并不是現代人的首創。今時今日，我國在整頓吏治方面已經做出了一些成績，讓許多老百姓額手稱慶。現代的廉政廉吏工作，其實有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古代的回避制度。

由此可見，舊社會的官僚制度并不完全是糟粕，畢竟，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結晶，所以其中有許多值得參考的精華。

參考資料：

【《中國古代的官僚制度》、《玉海》】